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黄宗智:重新思考“第三领域”:中国古今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

更新时间:2019-05-31 15:29:24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本文重新考虑了笔者长期以来多篇文章所提出和多部著作所涉及的传统和现代中国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阐明其与长期以来的“集权的简约治理”传统之间的关联,并总结诸多治理和正义体系的正面和反面经验实例来说明国家与社会之间二元合一的互动、互补和互塑。文章论析了第三领域从古代到近现代再到当代集体化时期以及改革时期的演变和其所展示的逻辑与机制。文章纳入了与周黎安教授“行政发包制”理论的对话和讨论。文章还试图勾勒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来政法和政经体系图景。

  

优德娱乐   【关键词】 集权的简约治理,县官与吏役,行政“内包”与“外包”,半正式司法,第三领域中的变质现象

  

   在长时段的历史演变中,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无疑是紧密缠结、互动、相互塑造的既“二元”又“合一”的体系。这里首先要说明,“国家”政权——从皇帝和中央的六部到省、县等层级的官僚体系,无疑是个实体,而“社会”——包括村庄和城镇社区,无疑也是个实体。我们不该因为其两者互动合一而拒绝将那样的实体概括为“国家”和“社会”,但我们同时要明确,在中国的思维中,“国家”和“社会”从来就不是一个像现代西方主要理论所设定那样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体。在西方,譬如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它要求的是国家“干预”最小化,让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自然运作,毫无疑问的是将国家和社会-经济二元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则把国家视作仅仅是“下层建筑”中的阶级关系的“上层建筑”,明显偏向将生产关系视作基本实际,在概念上基本将国家吸纳入社会结构。但是,它又强烈倾向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将国家政权扩大到近乎吞食社会的地步,却同时对未来的远景提出了国家消亡的终极性理念。①总体来说,其隐含的逻辑也是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我们要质疑的是那样的思维,论证的是需要关注到两者间的互动合一,而不是拒绝国家机器或民间社会存在的历史实际。

  

   我们需要认识到国家与社会间的并存、拉锯、矛盾、互动、相互渗透、相互塑造。对中国来说,由于其具有悠久传统的二元互动合一思维,实际上比西方现代主流社科理论更能理解国家-社会间的关系,更能掌握其全面,而不是像西方两大理论那样,偏向其单一维度的“理想类型”理论建构。后者的初衷虽然可能是要突出其单一面以便更清晰地聚焦于一方,但后续的思考则多将那样的片面化进一步依赖演绎逻辑来建构为一个整体模式,继而将其理想化,甚或等同于实际。

  

优德娱乐   譬如,我们可以在韦伯的理论中看到,作为历史学家的他虽然偶尔超越了自己作为理论家构建的单一面的“形式理性”“理想类型”,将中国的法律体系认定为一个(可以被理解为)“悖论统一”的“实质理性”体 ,但是在他对全球各大类型的法律体系的历史叙述中,最终还是简单地将西方和非西方概括为二元对立的“形式理性”和“实质非理性”两大“理想类型”。(Weber, 1978:第8章)正因为如此,他的理论思想不仅显示了强烈的主观主义倾向,也显示了深层的西方中心主义(黄宗智,2014b,第1卷:总序,亦见第9章)。

  

优德娱乐   在思考传统中国的政治体系上,韦伯展示了同样的倾向。作为历史学家的他,曾经提出可以被理解为悖论统一的“世袭君主科层制”(patrimonial bureaucracy)来概括中国的政治体系。但是,最终他同样简单地将现代西方的行政体系概括为“科层制”,而将传统中国概括为“世袭君主主义”(patrimonialism),再次展示了深层的偏向二元的单一方,以及偏向西方的倾向。(黄宗智,2014b,第1卷:第9章,亦见总序)

  

优德娱乐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对待“国家 vs. 社会/经济”二元上,也类似于韦伯将现代西方建构为真正理想的“理想类型”,将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建构为其对立面。那样的倾向在近几十年中,更被“新保守主义”政权意识形态化。

  

   如此的倾向应该被视作如今我们建构关于实际,尤其是关于中国实际的理论概括的主要障碍之一。本文从这样的基本思路来梳理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际,以及其对中国实际的恰当和不恰当的概括,由此来试图建构一个比西方主流理论更符合中国实际/实践的理论概括,重点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目的是要更精准地认识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的国家-社会关系。

  

   首先,我们要澄清一些关于国家和社区的实际——多是被西方主要理论和研究所混淆的实际,然后进而梳理关于国家和社区之间的关系的误解,目的是要更好、更精确、更强有力地对之进行理论概括。这里论析的重点是国家和社会互动中所产生的政法和政经体系,包括其治理体系,成文法律中道德化的“律”和实用性的“例”,国家正式法律体系和社会非正式民间调解体系两者间的互动和相互塑造,以及国家和经济体系之间的二元合一。

  

优德娱乐   正是在正式和非正式正义体系的长期互动之中,形成了作为本文主题的“第三领域”。它既非简单的国家正式体系,也非简单的社会/民间非正式体系,而是在两者互动合一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中间领域,具有其特殊的逻辑和型式。文章将论证,由国家和社会互动所组成的第三领域之所以在中国特别庞大,是由于中国比较独特的“集权的简约治理”传统 ——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央帝国政权和一个庞大的小农经济的长期结合,既避免了分割(封建)的政权,又维护了低成本的简约治理。本文将借此来突出一些中国社会-经济-法律中容易被忽视的实际和逻辑。同时,文章将指向一个对理解西方本身也带有一定意义的“另类”认识和研究进路。

  

一、中国历史中的第三领域


   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历史资料与其之前的有很大的不同:譬如,在法律方面,之前的史料多局限于“表达”(“话语”和条文)层面,偶尔有一些关乎(可以称作)“典型”的案例,但缺乏“法庭”实际操作中的记录(诉讼案件档案)。更有进者,我们还可以将那些关乎实际运作的史料和20世纪兴起的现代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的实地调查资料和研究来对比和认识。借此,能够比其前任何历史时期都更精准地掌握真实的实际运作。此中,除了诉讼档案之外,最好的资料乃是日本“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研究部门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期的“经济与社会人类学”调查,它们包括使用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土地资源、农具、牲畜、肥料、技术、人口等)和生产关系(自耕以及租佃和雇佣关系)的框架仔细调查当时诸多村庄一家一户的生产情况,列入16个系统大表。据此,我们可以看到比一般历史资料要翔实得多的基层社会实际生活状态。它们也含有细致的关于当时的商品交换(市场)的调查资料。此外,还有比较详尽的关于村庄治理、纠纷解决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的翔实材料。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资料来形成对基层社会比较全面和可靠的认识。笔者几十年来的研究所特别关注的,先是关乎农业经济的方方面面以及村庄的治理体系,之后逐渐纳入了关乎国家法律的司法实践和村庄处理纠纷的民间调解。

  

   1983年笔者(通过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获批准到农村基层做第一手研究,十多年中一直坚持在村庄(松江县华阳桥大队)做实地调查——1983年、1984年、1985年、1988年、1990年、1991年、1993年、1995年总共八次,每次两到三周,采用的主要是(“满铁”最好的调查资料所用的)聚焦于单个课题(但随时追踪出于意料之外的发现)与几位最了解情况的村民座谈的方法,每天两节,上午从8点到11点半,下午从2点到5点,总共不止200节,借之与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历史资料对接、核实,并探究其演变。这是笔者进入不惑之年后的两本主要专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黄宗智,2014a,第1卷[1986])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黄宗智,2014a,第2卷[1992]),以及其后关乎正义体系的三卷本《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黄宗智,2014b,第1卷[2001])、《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黄宗智,2014b,第2卷[2003])、《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黄宗智,2014b,第3卷[2009])的主要研究资料和方法。下面总结的首先是五本专著中所论证的关乎本文主题的基本认识。

  

   (一) 村庄自治情况以及纠纷处理

  

优德娱乐   在村庄的治理和纠纷解决机制的实际运作方面,笔者认识到,在华北平原,基本所有的村庄都有一定程度的村庄自治制度。几乎每个村庄都具有被同村村民所公认的数位有威望的人士,多称“会首”或“首事”,由他们来主持村庄一般的公共事务,包括社区服务和治安、季节活动、宗教仪式(如果有的话,包括村庄的“庙会”,有的拥有寺庙和“庙地”),有的时候还涉及纳税和自卫(在盗匪众多的民国时期,有的被调查的村庄甚至设有自卫的“红枪会”)。遇到村民间的纠纷,也由这些首事中的一位或多位(遇到重大纠纷或案情)来主持村庄的调解。(黄宗智,2014a,第1卷[1986]:203-213) 江南的小村落(如松江地区的“埭”),更多是以宗族为主的聚居,以及在其上跨越一个个小“埭”的较大的自然村或行政村,不具有与华北同样的首事制度,而是由宗族自生或特别受尊重的个别村民来主持村务,包括社区内部纠纷的调解。总体来说,华北和江南两地的相当高度自治的村社,都包含具有一定“中国特色”的民间调解组织和机制。

  

   在此之上,还有基层社会和国家政权互动间所产生的“半正式”治理和正义体系。譬如, 19世纪在华北平原普遍存在的“乡保”制度。所谓的乡保,是由地方显要向县衙推荐的、不带薪但经县衙批准的半正式准官员。譬如,在具有详细涉及乡保委任或乡保执行任务而兴起纠纷的档案资料的19世纪的直隶宝坻县,平均每20个自然村有一名乡保,他们是县衙与村庄社区的关键连接人物,协助(县衙户房)征税、传达官府谕令和处理纠纷等事务。他们是官府原先设计的三维制度蓝图——治安的“保甲”、征税的“里甲”以及说教的“乡约”三个体系(Hsiao,1960)——在实际运作中逐步合并而形成的单一简约体系的主要人员,是处于村庄社区自生的治理体系之上的协调社区和政府的关键人物。(黄宗智,2014a,第1卷[1986]:193-199)以上的基本情况组成了笔者所谓的“集权的简约治理”体系,即在高度集中的中央政权和官僚体系之下,实行了非常简约的基层治理(下面还要讨论)。

  

优德娱乐   在1990年之后,由于中国地方政府档案材料的开放,笔者转入了以清代(主要是被保留下来的1800年之后的档案)县衙门诉讼档案为主的研究,并结合实地调查,试图进一步了解中国基层社会及其治理和正义体系的基本情况。在之后的20年中,完成了上述的另外三本以法律和司法实践为主的专著。

  

其中一个重要的相关发现是,清代有相当高比例(不少于三分之一)的诉讼案件是由县衙门和村庄社区的互动来解决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120tjpfk.com)
本文链接:http://120tjpfk.com/data/11654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