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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孝治与社会自治

——以《孝经》为例

更新时间:2019-05-28 16:24:47
作者: 方朝晖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从市民社会的角度探讨儒家孝治思想的现代意义。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最大差别,是在家庭和国家之间出现了一个不是基于血缘纽带的巨大空间,即市民社会,由经济实体、社会团体和公共领域等构成。市民社会的自治和理性化是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古典儒家修、齐、治、平的个人成长设计,由于在家和国之间缺少“社会”这个环节而面临挑战。本文分析认为,《孝经》主张基于人的尊严、遵循人的天性、顺应人民自生自发的需求等孝治思想,与现代市民社会自治与理性化的思路一致,可以转化为促进行业及社会自治的重要资源。从黑格尔、涂尔干重视从宗教、道德、习俗等传统资源来实现市民社会自我管理这一思路看,儒家孝治天下的治道思想,同样有助于今天中国市民社会的自治与理性化发展。  

   [关键字]孝治 市民社会 社会自治

  

优德娱乐   一、引言:市民社会问题  

优德娱乐   不少学者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李熤煜,邓正来1997)当代中国究竟有没有市民社会呢?这涉及到“市民社会”一词的含义问题。一般认为,市民社会(拉丁文写作civilissocitas,其中societas是协会、结社、联盟的意思)一词最早出现于14世纪的欧洲,其含义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西塞罗有关城市文明共同体的概念,从洛克、亚当·福格森、卢梭、康得到黑格尔、马克思、葛兰西、哈贝马斯、普特南等,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东欧市民社会运动(Berhard,Shils),市民社会概念的含义有一个漫长的演变和发展过程(Ray;邓正来、亚历山大)。大体来说,笔者认为,17世纪末、18世纪初形成的现代市民社会,本是指欧洲中世纪以来从封建束缚和血缘纽带中走出来的由自由民(bourgeois,包括商人、手工业者、自由民或第三等级等)所构成的社会,它的最大特点有二:一是超出了血缘关系纽带,二是与国家相对区分。至于市民社会的主要成份,我认为主要有三块:  

   一是经济实体。它指市场经济或现代社会生产关系的主体成分,黑格尔称为“私人利益的体系”,马克思称其为“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今天看来,它应当包括学校、媒体、出版社等一切作为生产关系一部分的实体单位在内,即涂尔干所谓的法人单位(corporations)。  

   二是公民团体。即所谓associations,或称civilassociations,或称自愿团体(voluntarygroups),包括非政府组织(NGOs)。中文泛称为公民结社。这类团体多半不是出于个人经济利益或职业生涯规划而建立,而是代表某种共同兴趣、需求或信仰的群体,往往伴随政治动机(比如影响国家政策)。信仰团体如宗教机构也应纳入此范畴。  

   三是公共领域。从早期的咖啡屋、报刊媒体到现在的互联网(包括Google,Yahoo,FacebookandYouTube,微博和微信等等),从中发展出来的体现大众意见的公共舆论空间,是公共领域的主要成分。(Habermas)  

优德娱乐   本文把一切超出血缘关系之外的非政治性的组织、机构、单位、团体、协会等实体从总体上称为市民社会。比如现代中国的公司、企业、学校、出版社、媒体、社会团体等等皆属于我所谓市民社会范围,不管它们是不是国营的。我之所以采用这样一种宽泛的定义,一方面是因为本文基于古代中国与当代中国在社会结构上的巨大差异来研究未来中国社会的方向,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认为不能把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概念当作不容置疑的前提预设来研究中国。  

优德娱乐   不过,本文采用的市民社会概念与西方流行用法的重要区别在于,后者把一切政府建立的组织或机构排除在市民社会之外。这种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界限划得一清二楚的做法,与欧洲近代的历史事实相符,但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对于中国来说,有大量组织或机构,包括国营企业、公立学校、官办组织等(如文化协会、出版社、新闻媒体等等)可能具有深厚的官方背景,但同时其职能又表现出强烈的非政治性。  

优德娱乐   一方面,这些组织或机构虽然由政府投资、在政治思想领域受控于政府;但是另一方面,它们长期以来与政府或政治国家之间都存在矛盾和张力,这种张力反映了它们对于自身内在价值和独立性的追求。事实上,政府也不得不承认它们并不完全为了政治目的而存在。在改革开放几十年中,也有过多次官方推动的让他们与政府脱钩、但实际上无法做到,体现了中国的特殊国情。  

优德娱乐   此外,把国营单位纳入到中国市民社会范畴中来,还因为就各行业自身的特性而而言,他们本质上是非政治性的,这些单位终究是围绕着自身的目的而存在的。从长远眼光看,这些单位最终的或未来正确的方向绝不是为围绕政治目的而存在或发展,而是回到自身的目的和自治的轨道上来,这就具有典型的市民社会成员特点。比如中国大多数的学校(包括大、中、小学等等)都是公立的,但是这不等于这些学校不应当把教书育人当作根本任务,这个任务本质上是非政治性的。又比如中国目前大多数医院也是国营性质的,但不等于这些医院的根本任务不是治病救人,这个任务本质上是非政治性的。其他大量的国营企业或国有单位也是如此。  

优德娱乐   还有一种狭义的市民社会定义,把市民社会主要等同于“非政府组织”(NGO),或公民结社(associationsorcivilassoiations)。(《维基百科》英文版)本文不采用这种定义(并不否认非政府组织为市民社会的重要组织部分),一方面基于历史事实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本文关切的重心在于从总体上考虑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目前虽数量众多,但毕竟不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体成分。作为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兴起的组织,它们的自我组织、管理水准以及规模实力均远不能与各类企业、公司、学校、出版社、媒体等组织或机构相提并论。事实上,能代表未来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主导力量应该不是所谓的非政府组织,而是各类企业、公司、学校、媒体、出版社等等。我将试图说明:各类企业、公司、学校、出版社、媒体等法人单位实体的自治与理性化发展,才是当代中国最值得关切的问题之一。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以《孝经》为例,探讨儒学与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关系。  

   二、市民社会兴起对儒学的挑战  

优德娱乐   EwardShils指出,  

优德娱乐   孔子所构想的政治秩序并不包含市民社会。儒家也没有在与家庭和国家相区别的意义上、作为一种制度和活动方式之集合体的市民社会概念。  

   从今天的角度看,我们必须承认,儒家学说中根本没有“(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所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修身阶梯从“家”直接跳到了“国”,中间没有“社会”这一环。  

优德娱乐   市民社会的兴起对儒学的挑战来自于如下传统儒学未曾遭遇的事实:  

   一方面,现代社会各部门之间存在着无比深刻的相互依赖(比如一所学校需要同时跟供电局、供水公司、煤气公司、建筑公司、房地产管理局等等在内的几个甚至几十个其它单位打交道,这种异常密切的交互影响,是古时根本没有的),这自然而然地要对政府的监督管理职能提出很高的要求,也就是说,政府的角色和作用大大增强了。涂尔干说现代社会是有机型社会,而传统社会是机械型社会,也正是基于此一事实。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各部门又有自身独立的逻辑和功能。如果政府不了解市民社会自身的内在要求,不尊重市民社会自身的逻辑,将会破坏市民社会的健全成长,伤害社会肌体的正常发育。这就意味着市民社会与政府的张力非常强烈,也异常敏感。  

优德娱乐   基于上述事实,现代社会的发展非常严重地依赖于两个方面,一是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政府执政过程中稍有不逊,即容易引起各方面的矛盾和不满。二是对社会自我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社会高度分化的情形下,如果社会自身缺乏自我管理的能力,将变成一切依赖于政府。然而政府毕竟资源有限,且只能从外部来监管,不可能完全了解社会自身的需要。同时,政府也有失职的时候,包括腐化、专断等等,都需要社会来监督。从现代政治发展的特点看,真正推动政治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的力量是社会而不是政治自身。相对于市民社会,民主、法治等社会制度好比是漂浮在市民社会汪洋大海中的小舟。因此,社会空间能否健全有效地发展自身,就成为影响政治及制度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力量之一。正因如此,许多学者均注意到了如何实现社会的自治问题。  

   例如,按照G.Hyden的观点,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1805-1859)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重视市民社会的自治或自我管理问题。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也谈到市民社会如何自治和自我管理的问题,尤其体现在他对“同业工会”的重视上。黑格尔认为,由于市民社会的成员每个人都带着“特殊利益的自私目的”,需要通过同业工会而使其自私目的获得普遍性。通过加入同业工会,每个成员“属于一个整体,而这种整体本身是普遍社会的一个环节,又他有志并致力于这种整体的无私目的……因此,他在他的等级中具有他应有的尊严。”“只有在同业工会中,正直才获得其真实的承认和光荣。”同业工会“是作为成员的第二个家庭而出现的”,对其成员有自我教育和管理的职能;因此同业工会不仅保护成员的财富和权利,也会要求成员的技能和德性。也因如此,同业公会乃是“工商业的伦理化”,并让后者“获得了力量和尊严”。黑格尔将同业工会与旧式行会区别开来,因为后者陷入了自我服务,没有“自觉的能思考的伦理”,所以没有力量和尊严。结论是,“婚姻的神圣性和同业公会的尊严性是市民社会的无组织分子所围绕着转的两个环节。”“同业工会局限的和有限的目的,在自在自为的普遍目的及其绝对的现实中,具有它的真理性。”  

优德娱乐   这里我重点谈一下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涂尔干(EmileDurkheim,1858—1917)的相关观点。涂尔干尤其重视市民社会的自治与自我管理,并作过非常精彩的论述。不过他与托克维尔等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以现实的法人单位(corporations,中译本译为“法人团体”)而不是自愿性社团(associations)为探讨对象,更加贴近于本文中的“市民社会”之义。涂尔干并不是从自由主义立场,而是从传统道德如何重建这一角度看来市民社会的自治和自我管理问题。本文将涂尔干所说的市民社会的自我管理称为市民社会的理性化。下面我们重点分析涂尔干在在《社会分工论》“第二版序言”中对于市民社会的自治和理性化的看法。  

涂尔干主要讲述在大工业兴起彻底冲破了传统道德规范的情况下如何重建社会道德的问题——这也正是前文所谓市民社会(包括各行业)的自治和理性化问题,他认为希望在于通过“法人团体”(corporations,每个法人团体代表一个“职业群体[professionalgroups]”)来承担起社会道德规范的使命,不过法人团体不能再像罗马和中世纪时期那样局限于城镇和地方性的习惯(这是它在大工业时代被摒弃的主要原因),而应扩展为全国性的、不受地域限制的职业群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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